行星时代与中国主导地位时期

行星时代与中国主导地位时期
伊尔内里奥·塞米纳托雷

目录：
中国主导地位的时代与世界的等级秩序。黑格尔与人类历史
西方的同质性与亚洲的异质性
中央帝国与“起源神话”
中国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与习近平。在傲慢与灾难之间的战略领袖
论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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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导地位的时代与世界的等级秩序。
黑格尔与人类历史

如果没有中国、没有其文明的独特性及其千年历史，国际体系会是什么样子？哲学远早于地缘政治，赋予了黑格尔思想以实质内容：西方现代性的最后阶段，不过是风向的回转——如今风从西向东吹，从欧洲吹向亚洲，方向与世界历史相反。世界历史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是从东方流向西方的。

“进入亚洲，以摆脱西方！”这是对福泽谕吉1885年旧口号的颠倒。当时欧洲各国正处在上升期，他的口号是：“离开亚洲，加入欧洲！”

中国的千年起源可追溯到如此遥远的古代，似乎没有开端。在其当前构成中，它既反对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也反对霸主的帝国形象，如今又参与美国—俄罗斯—天朝帝国三极之间竞争性专制政权的较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的说法，中国不应怀有帝国野心，即追求霸权和帝国的倾向。相反，它必须反对这种源于西方一元论历史观的倾向，而支持建立在世界异质性和国家多元性基础上的多极化。因此，中国的方式与西方的帝国一元论相对立，因为它遵循孔子（公元前551–479年）世俗哲学的道德与教诲。孔子宣扬的是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与西方关于宇宙创生的神话完全不同。

西方的同质性与亚洲的异质性

自古以来，东方与西方就是截然不同且相对隔绝的文明空间，因为人类历史把世界的这两个大区域分割成遥远的舞台。在二十世纪以前，世界在外交或战略上并未统一，亚洲体系按照自身的规则、自身的等级和自身的合法性准则运转，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欧洲体系。其异质性使它明显区别于欧洲社会在文化与文明上的同质性及其治理形式。这一特性影响着君主的职责与人民的义务，因为善治的模式源于两种互不相容的时间观——神圣的或世俗的——以及两种世界秩序观。神圣时间（对宗教的自由诠释）是一种与权力起源神话相关的知识形式，实际上也与其正当性和合法性相关。失去神的恩膏，现代权力便会作为哲学和道德而跌倒、崩塌。一旦被简化为世俗与人类秩序，人只能反抗自己及其肉身本性，也就是反抗自身的局限。世俗时间——佛陀与孔子的时间——拒绝一切形而上学，并在时间的静止中揭示事物自然秩序的等级，反对有害的动荡。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一切皆神圣，那么在现代与世俗化社会中，宗教领域与世俗领域之间存在明确区分。随着宗教战争和“教随国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原则的确立，宗教对社会生活影响力的丧失，反而使自由、平等、博爱、宽容、私有财产等世俗观念被神圣化。

在两种语境下——几个世纪以来分别是亚洲社会与欧洲社会——治理规则与君主的职责各不相同。在历史进程中，神圣的世界在西方逐渐缩小，而东方则在一个将权力神化的宇宙中运作与立法，将权力视为起源神圣性的表达，不容置疑且绝对。多位君主因此通过军事或精神征服，在广袤亚洲的地理空间中形成，带着孤立社会或与外界缺乏交流的社会的准则、仪式与规范，尤其是那个凭借技术与社会进步以及艺术与文化精致而显然优越的文明与社会——中央帝国。地理与文化环境的异质性，在一种哲学的普遍性中得到制衡。这种哲学如同古老宗教一样，规定了帝国所有臣民的权利与义务。异质性在亚洲占主导，同质性则在欧洲占主导。

中央帝国与“起源神话”

在起源神话的时间里，按照孔子（公元前551–479年）的说法，君主的首要职责是与时代的主要趋势和谐共处，重建公正和谐的秩序，并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框架中认识自己的位置。对“中国”（Chung Kuo）领土主张扩张的初始形而上学止于台湾之外，排除了朝鲜、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因为唯一被承认的分界是文化差异——在这个权力体系中，中国处于中心，位于普遍政治等级的顶端，并被藩属环绕。此外，在截然不同的语境中，邓小平与习近平作为新的“天子”，属于能够把人民重新带到世界最高抱负高峰的“凝聚型君主”之列，同时避免与体系中其他主导大国玩某种“软制衡”。在欧洲的想象中，亚洲体系是一个由文化塑造的文化区域，历史与文明压倒地理，天空与世俗时间勾勒出宝塔的屋顶与人们的恐惧。整体而言，这就是亚洲——地理上相互依存却长期隔绝的区域：近东与中东、大中东、草原与蒙古人的土地、薛西斯的波斯（万王之王，巴比伦的继承者）、印度或古老的婆罗多（梵语与四吠陀的土地）、撒马尔罕（世界文化的熔炉）、千年中国、幕府时代的日本，以及旅行、贸易与主导大国的利益所想象并传递的关于中央之地——“中央帝国”“中国”（zhongguo）的一切。东方常常被等同于中国，其上行使着“天子”的天命——“大同”的枢纽、统治“普天之下”的皇帝，位于四季之交的熔炉，人们向他跪拜，承认他具有天授的优越性。二十一世纪将要面对的，是这个东方？抑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共存着极其辉煌的过去与令人敬畏的未来？一个术语并不能穷尽另一个，我觉得有必要凸显历史所隐藏并使之持久的东西。

中国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中国是一个四千年的文明国家，从北京的天坛到千年西藏的寺院，拥抱着一片炽烈红日的地平线。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拥有如此古老却又如此持久的文明独特性。中国今天正以霸权的、行星的、多维度的视角投射自身，定义着世界尺度上的权力平衡。它将成为未来世纪的巨人！自传说中的第一王朝时期（公元前2100/1600年）起，尤其是“春秋”时期，军事冲突催生了通过狡诈、宫廷阴谋与武力吞并弱小者的战国。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绽放——儒家、道家、法家——赋予这一时期特殊重要性，并以文学著作的繁盛为特征，其中包括《易经》以及老子与孙子的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思想与行动的人们在人生戏剧中或在其民族集体行动中必须解决的困境与追问的总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如此深刻地理解“中兴”一词，即复兴与新生。在解读自身过去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把中华文明呈现为受“和谐”口号的启发——它曾标志着文化的黄金时代，却周期性沉入混乱。因此他们不断提醒：长城是为了防御而非征服而建，丝绸之路的使命是贸易而非扩张。他们常常忆起：郑和（1433年）以其七次航海远征而闻名，他的船队装满瓷器、书籍与茶叶，而非武器。他们邀请人们记住，在1840年鸦片战争很久之后，中国始终是欧洲侵略与不平等条约的受害者，这些条约以强权政治给它造成了自尊心的创伤与难忘的屈辱。在悲剧性的二十世纪进程中，内战、世界大战与革命战争触及了谷底。始终被起源的悖论以及过去与未来的斗争所攫住的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走上了邓小平及其四个现代化政策的和解之路。

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

在1970年代末公布的目标中，“四个现代化”——包括工业、农业、科学技术与国防——旨在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成为经济大国。这些以独立为核心的改革，增加了国家的贸易量，开放了市场，尤其是从日本与西方购买机床。邓小平发起的这项政策改变了中国，使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世界经济强国，得益于商业开放与外国投资，同时并行强化了共产党的威权控制，镇压民主诉求，正如天安门广场事件（1989年4月15日–6月4日）所显示的那样。失败的“第五个现代化”是魏京生于1978年12月5日在北京“民主墙”上张贴并署名的一张大字报的名称。这是第一张公开主张更广泛政治自由的大字报，以一种奇怪的幻想暗示：自由与民主是唯一有意义的“现代化”。这张大字报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四个现代化”运动的回应，并导致了血腥镇压。在北京看来，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应当能够确立一种替代西方模式的全球领导地位，并促进和平发展。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2022年10月16–22日）之后，习近平规定的新路线旨在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意在提供一种替代主导性霸权模式的选择，同时确认中国的全球雄心。

邓小平与习近平。
在傲慢与灾难之间的战略领袖

关于一个永久性的反思主题——“领导力”主题——基辛格在其著作《论中国》中提醒：没有领导力，社会就会漂移并可能奔向灾难（欧盟），因为领袖的作用是具备对方向的直觉理解，从而能够确定目标并构想战略。领袖必须——他说——处于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这一未来本质上是推测性的、不确定的，并具备勇气与性格力量等本质而自然的美德。基辛格强调本能与判断力的价值，指出领袖被迫在极窄的回旋余地中航行，并处于风险的平衡之中：一边是过度野心（傲慢）的惩罚，另一边是失败与灾难所要付出的代价。因此，尽管语境不同，横跨世纪的邓小平与今天的习近平，都应归入当前历史局势中的“战略领袖”之列。邓小平在国家政策框架内，习近平则在世界权力政治空间中，作为凝聚型君主，或新的“天子”。后者的天职必须把人民带回他们所偏离的德行之路——在国内，也把中国本身带回外部关系核心的宇宙“大同”之中。相比之下，欧洲的执政者与政客作为“大政治”的侏儒，仍停留在历史无关紧要与国际盲目的迷雾中。因此，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无可争议地是等级式的——与西方人（来自南方的蛮夷）的看法深刻不同，因为其目的不是奴役蛮夷，而是分裂他们，利用他们的不和，“以夷制夷”，或者“维持一场有利于中国的他们之间的战争”（一场在乌克兰的战争，但不是乌克兰与台湾的双重冲突）。

论重大转折

昔日如今日，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关系的重大转折，几乎不是经济关系，也不是与全球重要行为体的特殊关系，而首先是中美之间关于共享的世界秩序以及明天国际体系更恰当形态的共同关系。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鉴于地缘政治逻辑以及对国家利益的优先且绝对的维护，中国与美国在危机局势以及它们作为双边关系中伙伴-对手的各自角色上，态度始终是矛盾的，在它们在世界中自身角色的问题上亦然。在各自国家最高职能内部，一个国家的舵可能包含着对政治方向、船长角色、风力大小与未来风暴的不同愿景。社会本身对正常与稳定的容忍度也可能不同，并危险地接近内爆的局面。中国在数十年中受益于和平的发展环境与日益增长的舒适，却能在多年中承受重大创伤（中国的改革与自由诉求——天安门、香港）；美国则经历了越南战争、恐怖主义，以及今天的移民、伊斯兰主义、以色列—美国对伊朗的冲突、海湾地区的不稳定——尽管它们的全球责任把这两个国家置于世界的四面八方。还有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向世界夸耀如此的历史意识与如此的经验，把推理的严谨与清晰结合起来，从而在智识上主宰体系的逻辑，并构想一种区域安全战略——它并非建立在价值共同体之上，而是建立在利益共同体之上，在智识与虚拟上被简化为对和平与稳定的共同意愿。

该文本的法语原始版本已通过人工智能辅助的语言工具完成翻译。